【转载】刘仲敬是如何通过江泽民，陈云和傅莹的派系被捧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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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风后（来自豆瓣）
来源：https://www.douban.com/note/709995251/

“官-学”的融合与海洋性文明扩张的中国
作者：掌院枢机

今天谈的内容属于高度务虚的产物，它展现的不是任何有用的东西，而是当前高层意识形态层面的某些面相。

2月底的时候，我画了一张思维导图，试图将我既有的一些碎片化的知识结构统御到一个框架内。这真是一个极度令人愉悦的工作，在非常短暂的时间内我就完成了，当把所有的内容呈现出来的时候，发现了很多有意思的事情。

以下就是这张思维导图：

1、理顺各路关系
要展开讲这个图，需要做很多的铺垫工作，容我慢慢展开。

1月的时候，我花了一点力气研究了下国家开发银行及其开发性金融的操作模式，本来准备成文写出来的，后来发现早有珠玉在前（雪球：《PSL的前世今生：开姨20年扩张史》，链接：https://xueqiu.com/8732299385/109719897），所以写了一半就放弃了。不过当时我读两位美国在华记者H. Sanderson与M. Forsythe合著的《超级银行：中国国家开发银行如何重写金融规则》一书时，读到了这么一句话：

“1998年，陈元预见房地产市场和城市化将导致土地价格上涨，而他的说法来自于向东 — — 上海的国家开发银行下属智囊机构的学者。于向东与陈元在工作上联系非常紧密，他深受在香港和新加坡工作的经历影响。”（香港城市大学版，第8页）
于向东究竟是什么人？他竟然能让他的城市化的观点得到开国元勋排名第五的陈老总之子，时任开行行长陈元的认可，并在开行的开发性金融中得到充分贯彻，关键是“与陈元在工作上联系非常紧密”，可见此人的智识绝对不一般。

记得更早的时候，我见过上海的一位学者许纪霖曾经在谈到刘仲敬的时候也提起过一个叫于向东的人：

“中国的希望在哪里？在我看来，可能在体制之外，在民间社会。体制内的刻板僵化，扼杀了太多的创新和人才，几乎是逆淘汰，而在体制外和民间，有生机勃勃的各种奇奇怪怪的人物，比如商场上的马云，民间学界的于向东、刘仲敬，一开始都不知道从哪里冒出来的。但他们不拘一格，想象大胆，又有天分，成就了体制内人物无法成就的事业。”（许纪霖：《轻阅读时代的风景》）
所以我很好奇，许纪霖熟悉的这位于向东和认识陈元，并给予陈元城市化信心的这位于向东，究竟是不是同一个人？

资料来源：光达美术馆，《上海世界观察研究院副院长于向东一行参观光达美术馆》

左起：于向东、米雪、刘擎、司徒立、钱永祥、严搏非、吴燕莛、许纪霖

慢慢地找了一些材料后得出了判定，这两位于向东应该是同一个人。

网上关于于向东的资料非常少，除了他与施展（《枢纽》一书的作者，后详述）的几次对话之外，几乎一无所有。不过我还是找到了他的全部头衔：国家开发银行-华东师大国际关系学院理事，上海世界观察研究院理事、副院长、学术委员会秘书长，上海城市发展信息研究中心研究员。

国家开发银行-华东师大国关院的金主肯定是开行无疑了，上海世界观察研究院（下简称：上海世观院）似乎是个神奇的组织，不是体制内，但似乎胜似体制内，因为长者在位时的一位重要智囊刘吉先生，似乎和上海世观院的关系极其密切（可以参看施展《枢纽》一书的序言，作者就是刘吉）。

单看刘吉的履历也能看出非常多的情报来，在此就不细讲了：

顺藤摸瓜找到上海世观院后，就摸到了更多的内容。例如这个组织出过的一系列辑刊：大观、海国图志和经略。

“大观”我并不熟悉（后查得，于向东、施展就是其中一员），但“海国图志”和“经略”我是了解的。

“海国图志”的掌门人是“林家三兄弟”。

我大学刚毕业的时候，从熟读的张志扬教授那里曾经了解到了北大的“林家三兄弟”林国基、林国华、林国荣三人（如今已都是西南政法大学法学研究所的核心人物）。

林国基曾经在本世纪初的时候于萌萌教授和张志扬教授就职的海南大学短暂停留。林家兄弟与海南大学的二位教授之间的问题意识肯定形成了交叉和对话，林家兄弟的不少著述曾登载在萌萌教授主编的“启示与理性”辑刊上。况且，以张志扬教授历来低调的行事方式，如没有问题意识的交叉，大抵不会为他人轻易撰写序言（林国荣著《罗马史随想》，序言）。所以当时我曾经爱屋及乌地购买过“海国图志”书系的几种辑刊。“海国图志”的辑刊里也辑录了阿姨刘仲敬的作品，可见当时还在XJ公安局的刘仲敬和林家兄弟的关系应该并不浅薄。不过“海国图志”刊登的很多文章我都很难读懂，语言晦涩不说，所述的西方历史和地理的知识我都不够熟悉，而且隐约间觉得有郢书燕说的味道，所以我并没有彻底摸清这几位学者的问题意识。但直觉来说，他们是有极其明确的问题意识的。

问题意识这个东西对于一个真正的学者来说就像小说《将夜》中讲到的“本命物”，一个学者，尤其是人文学者，如果只是做一些“项目”而不是“问题”的话，境界是非常低的，而且不到四十岁必然会厌倦学术。不过既然因为我的问题，当时的我很难把握到林家兄弟的“问题意识”，自然我就离这个学派渐行渐远了。

不曾想，竟然在2019年才发现，原来林家兄弟编辑的“海国图志”的金主正是上海世观院！

除了“海国图志”外，上海世观院还赞助有一种叫做“经略”的辑刊，主持这本辑刊的人是海裔（海裔这个名字很重要，“海的后裔”？什么“海”？），也就是北大的章永乐。现在这个辑刊似乎已经停掉了。

海裔虽然已经是如今北大的副教授，研究政治哲学，但还是面向中国现代性的问题（著有《旧邦新造》、《万国竞争：康有为与维也纳体系的衰变》）。海裔曾经也是本世纪初“朝圣山之思”的一员。不过这个学术团体在2007年以前就已经是分道扬镳。

“学术分野渐趋明朗，残余的混合状态已经消失殆尽。大家各归其所了。”（卓青语，2007）
可在当年，这伙年轻人似乎是想形成一个带点总体化的学术“共通体”的。

多年以后，阔言（kuoyan）曾经在豆瓣上忆及当时朝圣山之思的各人：卓青、夏可君、无竞寓，一行，一心和海裔。这几位如今或许确实可以算个人物。

我在大四的时候（2015–2016）曾经有幸远程听过夏可君为人大研究生讲授的《“玫瑰，哦纯粹的矛盾”由画而思：二十世纪的绘画与哲学》的课程，非常高级，我并不认为当时听课的学生中有多少能理解夏可君的讲授。夏可君那种既有法德现象学的目光，又有种极度原始/古典的中国传统的目光训练，至少对于当时已经打开视界的我来说，如饥似渴。在此最要感谢的就是我的本科导师G先生，还有如今的北风爷爷。

卓青就不谈了，谈不好。我编辑过《卓青文集》，收录的内容比《无余者2》要多很多，不过很多篇章我至今没有读懂，像《关系三部曲大纲》后半部分就非常难以把握了，但他前述的很多东西，例如“事情是如何发生的”，对我如今的理解事务有很大的帮助和影响；无竞寓就是柯小刚，如今上海同济大学道里书院的主持人，新儒家的代表人物；一行就是王凌云，算是张志扬教授少有的亲传弟子吧；海裔，就是前面提到的章永乐。

我想提醒读者的是，这些知识分子之间的思想交集是高度互相影响的，有着非常密切的联系。你既可以在柯小刚的新儒家中看到夏可君的东西，也可以在夏可君的作品中读到卓青的影响。

但是，思想如果仅仅是铅字的思想，无法或者没有在现实中进行任何操作的话，那么这路思想也仅仅流于“思”和“想”的层面，而没有形成社会性的意识形态或者观念，或者任何有用的、实际的东西。

思想必须要与学术或政治实践结合，不然就难逃玄想的空泛。

纯粹的为学术而学术只是单纯的学问游戏，“学”-“官”如果无法融合或者难以互相影响的话，就绝无可能形成对政治和民族走向掌舵的“王官之学”，也就是“经学”。

不过，大部分所谓的思想家并不是真正的“善思之人”，而只是意识形态的传播者。

现代的思想家们必须高度依托大学，只有在大学中的意识形态和观念的传播，他们的思想才可能化为社会的骨血，甚至进入到政治和国家战略布局的运作中去。而所谓的“影响”，大多也无非是观念和意识形态层面的影响，并不一定是“智慧”的影响。

这就是大学的功用。不论中西。

不过，还是有极少数的思想家可以避开意识形态的隐性束缚，将身位置放于意识形态之外，在光明与黑暗的晦/灰暗之间。这些极少数的思想家往往缺乏明确的一以贯之的、自认为的普世价值立场。这自然是些极其罕见的人类。

好了，除了张志扬和刘小枫二位教授，我基本上把我那张思维导图上的人物关系讲清楚了。接下来要进入的就是这些人物间观念层面的内容了。

下面展开的内容会呈现出上述部分思想家或者说学者对朝廷意识形态和国家战略格局的影响或塑造。

2、海洋性观念扩张的中国
意识形态这个东西，是极其隐秘的事物，它总是躲在阴暗的、难以被人发现的幕帘之后，但却能时时地影响每一个人，以及（政治）共同体的行为方式。

我所谓的“朝廷意识形态”其实就是“王官之学”。名义上，如今的“王官之学”来自于一个姓马的洋人。但这是名义上的，实际上的“王官之学”并不是一成不变的教条，而是根据参与编织“王官之学”的人群的变化而不断变化的观念。

我先把大致的观点抛出来：中国或许在大举受到西方海洋性文明的影响后，正在逐步形成海洋性观念带来的多种形式的预扩张的“王官之学”和战略布局。

我们从傅莹女士谈起，先看现象。

以下是2017年10月17日，傅莹在俄罗斯“瓦尔代”国际辩论俱乐部召开第十四届年会，就当前国际秩序面临的威胁发表的看法：

傅莹在瓦尔代年会上（瓦代尔俱乐部官网配图）

“我比较赞同施展的观点，中国在世界经济中是海陆兼具的超大型国家，自身就是一个自变量，中国的到来本身就会给世界带来新变化。需要看到，世界已在大步前进，需要更多地共同体意识。
中国兼具依托海洋融入全球经济，同时自身辽阔的陆地经济纵深可以通达中亚乃至欧洲，而且不仅处于连接海洋与大陆的“节点”，也构成国际贸易结构从低端向高端过渡的“节点”。例如，作为世界最大的制造业中心，中国吸纳了全球大量技术研发向制造业转化的需求，进而将大量产品输往全球。更重要的是，中国的成功也在改变国际价值分配中富者越富、穷者越穷的旧文化，通过推动改革给国际秩序带来新的变化成分。中国的故事远还没有结束。中国人在网络和创新的新维度上，正在迸发新的活力，共享经济、互联网金融、青年创客成为了中国的新名片。
“1*1*”倡议完美地展现了中国向陆、向海和在全球化进程中的枢纽优势，目的就是沟通和便利亚欧大陆乃至全球更好的往来。”
很明显，傅莹女士大段地引用了当时尚未出版的施展著的《枢纽》一书的观点。施展是上海世观院“大观”团队的一员，他的著作尚未出版就得到了绝对官方的直接引用，可见“大观”团队、上海世观院与高层的关系。

施展《枢纽》这个书是2018年的现象级红书，全书厚达697页。施展以极其广博的材料，论证了中国作为海洋和陆地枢纽的国际位置。在施展看来，中国既是一个大陆型国家，又是一个海洋型国家，海陆兼备，成为海陆枢纽。

但中国真的是“海陆枢纽”么？在我的认知图景中，中国一直是一个大陆型国家，除了沿海的极少数区域，大部分人历来以农耕为生，实行的是大陆法系的成文法，且中国传统的造船业并不发达，也没有形成过极其强大的海上军队，凭什么能认为中国是一个同时具备大陆性和海洋性的枢纽国家？

施展这家伙很有可能在骗你。

阅读《枢纽》这样一部著作，我们不能简单地将施展所陈述和编织的那些“史实”默认为“历史的真实”。所谓的“历史构建”的本义，其实是“历史创造”。这种构建史观很大程度上我们只能将之视为一种为符合当下或预期的利益关系而编织的意识形态输出。也因此，施展的观点才能得到高层的认可，并被傅莹在海外宣讲与传播。亦或，施展的观点正是为高层的某些对外扩张的战略做意识形态层面的铺垫。

至于说是意识形态的铺垫在前，还是新增的国家利益在前，这个很难讲，很多时候是互相影响的。

所以在读完了施展的《枢纽》之后，上海交大的高全喜先生曾敏锐地指出：

“（施展）化用现象学之精神统领中国与世界交往沟通之机理，暗推英美法政制度中国化肉身，正误参半，机缘有待。所谓革命的反革命，三代之治在英美，所谓借助德国精神实现美利坚之梦想，形塑中国迈向共和之体，成就新世界主义和平自由之格局。”
施展所述的这种“世界主义”、中华民族作为“世界民族”，隐含的台词就是：中华民族作为海陆的枢纽（中心），应该成为马基雅维利主义式的“世界霸权”的实现民族。

这中间存在着极度反讽的味道。当我们不断地发声反对西方中心主义的时候，施展反而一个劲地正在走向中国中心主义！

我如果没有猜错的话，施展提出的中国超大型国家作为“海陆枢纽”的观点绝对不是施展本人的原创，而是极有可能来自于“海国图志”。“海国图志”的林国华也是“大观”团队的一员。

“海国图志”这个学术团体很有趣，他们在2006年左右成立的时候，设计了一个极为有意思的Logo，一直沿用至今：

这个Logo的作者是“林家兄弟”的老大林国基。取材自WilliamBlake (1757–1827)创作的《比希莫特与利维坦》（The Behemoth and the Leviathan），所绘的内容是画家William Blake对《圣经·约伯记》的图解，圆环中的两个怪兽象征着历史上的海权与陆权之争：

几千年来，中国的海权意识其实是比较薄弱的，中国一直是一个大陆型国家，其所关注的“天下”也无非是“四海之内”的“天下”，至于“四海之外”究竟如何，是不在传统的中国人的视域之内的。“海国图志”书系将比希莫特与利维坦的争执作为标识，更进一步地，大概不是为了展现海权与陆权的“争执”，而是“融合”。“海国图志”，字面意思其实就是“向海洋型国家图强”，让传统的大陆型中国容纳更为广泛的海洋型文明，形成陆权与海权同时拥有的“枢纽”地位。

至少在表达上，不难看出“海国图志”与施展观点的某种共振。

在“海国图志”书系的扉页有这样一段看似莫名其妙、不明就里的话，作者应该是林家兄弟：

“丛书属于生者，为生命及其动力服务。它既属于行动的人和强有力的人，也属于受难的人和需要解放的人。不过在一个特别的意义上，它严格地属于行动的人和强有力的人，正是这些人在进行一些大的事业和斗争，他们尤其需要模范、指导以及至关重要的安慰。”
延续扉页的内容，还有一个序言：

“‘海国图志’书系的根本信念乃是对波利比乌斯的追随（你看，与真正提出“海国图志”的魏源其实没啥关系 — — 掌院枢机），正是波利比乌斯把政治历史恰如其分地称为统治一个国家的正当准备，称为最优秀的教师，这教师通过唤醒人类沉重的记忆来警戒当代，让当代学会承受福祸的交替。”
“因为在政治历史中，似乎并不存在这样的时代；道德从来都是一个无从决断和没有答案的难题，更确切地说，道德根本不是一个问题，否则，我们将无从解释雅典的衰落和马其顿的崛起，无从解释罗马共和国的衰落和罗马君主制的崛起；同样，我们在赞叹吉本的才华之余，却不得不反对他就罗马帝国的衰亡所作的普遍道德论的文化史解释，因为这一解释并未起到教化后世大英帝国的实际作用。进一步来说，人类事务的客观性并不依靠于某些固定的、不可转移的判断标准，只能依靠在将来积累的、随着历史前进而变化的那种标准；正是这一点构成了对亚里士多德的反对。”
这大抵就是理解“海国图志”的关节所在。

如果大家仔细咀嚼的话，大概可以和我一样读出“海国图志”群体极为明显的扩张性意识，和那种无视道德、缺乏底线、高度实用和霸道的马基雅维利主义政治观。

“海国图志”和“大观”团队如果仅仅是一个学派、一个学术团体的话，那么这种扩张性的海洋性思维或许我们还可以等闲视之，但当这个学派的倾向性观点已经被京城吸纳为“朝廷意识形态”，融入到“王官之学”中，那就不得不重视了。

几年前一度红遍大江南北知识圈的阿姨刘仲敬曾极为犀利地明言：

“媒体是观念战场的军团，塑造和修正认知图景的斗争本质上属于马基雅维利注意的一部分。”
（《经与史》开篇，《致漂流瓶的发现者》）
对于朝廷来说，它的“媒体”就是“王官之学”的“学派”。

讲了那么多，已经不难看出，以上海世观院为核心的知识分子组合体，极大地展现了某种扩张性的霸权思想。而上海世观院与高层的关系使我们不得不意识到：上海世观院极有可能是高层为了某些国家战略输出的意识形态创造者。同时，他们的意识形态创造也正在暗暗影响某些国家战略的制定者。格局观、史观与国家战略之间是互相影响的。

顺便谈下已经“叛逃去国”的历史学家阿姨刘仲敬。我一直想细谈阿姨，不过总自觉驾驭不住，我也缺乏时间。

刘仲敬曾多次在“海国图志”辑刊中作文，他或许也算是“海国图志”的一员。

我如果没有感觉错的话，施展在借鉴“海国图志”观念的同时，在表达上极为大胆地吸收、内化了刘仲敬在《经与史》中的用词与提法。刘仲敬人虽在野，但或也在形成影响。

刘仲敬虽然懂得“历史格局”的意义，否认自己是马基雅维利主义者之实，但并不妨碍他依然在行马基雅维利主义之事：在海外持续地写作民族发明的文字，企图发明云南（其谓之“大不列滇”）、四川（其谓之“巴蜀利亚”）等区域的民族，使之独立于中华民族。这在天朝目前稳定的情况下自然是痴心妄想，但假如有朝一日局面不稳定，则这种民族发明就非常危险。

刘仲敬的问题其实主要不在于他谈论的“格局”正确与否的问题，而在于他没有王教授的命，却想成为王教授。

“王是一个坏知识分子，而我是一个好知识分子。贵国是一个坏知识分子当道的地方，因为当道的全部都是江湖骗子，所以我这个好知识分子在江湖骗子当道的时代反而被他们排挤到边缘去了。”
引自《诸夏的历史与未来3》
刘仲敬和如今的大部分知识分子一员，归根结底也是一个游士，他需要王教授一样有认同自己、并任用自己的英明君主，并非他自己所谓的扎根土地的“有机知识分子”。如果刘仲敬是“有机知识分子”，那么他的共同体又在哪里？说白了，刘仲敬只是一个历史学家兼自以为的民族发明家而已。有机知识分子这种东西的形成是需要环境的，目下的社会状态很难形成有机知识分子。基督教会或许可以形成，但其欠缺武装，且尚未大规模成势。

其实基督教也是海洋性文明的一种面相。

讲了半天，究竟什么是海洋性文明？海洋性文明的文化地形学究竟是个什么形态？海洋性文明在意识形态的什么层面上又如何影响着如今的中国？

以及，海洋性文明本身的伦理学正当性在哪里？如何来防御与掣肘该意识形态可能带来的不良影响？

这就是下篇《输入天朝的海洋性观念及其防御与掣肘》要阐述的内容了。

敬请期待。

全文完，感谢您的耐心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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